（產業解讀）大運河產業文化的深度解析

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曾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大運河的歷史就是一部運河城市發展史。作為獨特的河流文明譜系，運河文明的精華集中于兩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區，又以城市為中心樞紐而延伸到古代中國文明肌體的末梢與細部。沿運河水陸網絡在廣闊空間上擴展開去的城市與鄉村，在社會結構、生活習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氣質與性格上，無不打上了深深的“運河”烙印，是運河文明“基因”的再現與物化。


 

運河文化發展歷史

中國大運河自開鑿以來，大體可劃分為三段發展歷史：

Ø 邗溝(春秋至隋朝)

Ø 隋唐大運河(隋朝至元朝初年)

Ø 京杭大運河(元朝至清朝末年)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戰爭頻繁。吳王夫差一心想北上伐齊、稱霸中原。但伐齊遠征需解決軍糧和輜重的運輸問題，靠陸運勞力甚巨且道路不暢，而吳國的優勢是水軍和先進的開河、造船、航運技術。

當時長江與淮河之間并無水路可通，只有走海路，風狂浪急，風險頗大。 公元前486年，吳國利用長江與淮河之間湖泊密布的自然條件，就地度量，局部開挖，把幾個湖泊連接起來，從此長江與淮河貫通。該運河以南端的古邗城為起點，因此稱為“邗溝”。

邗溝的開鑿，是有史記載的中國大運河最早開鑿的河段，被認為是中國大運河的開端。揚州、淮安兩座歷史文化名城因邗溝的開鑿而誕生。

邗溝也是淮揚運河的前身，此后一直是中國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為水運要道。與此同時，浙東運河的前身——山陰故水道也基本形成，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興建年代最早，并且至今依然保存較好的人工運河之一。

隋王朝在天下統一后即做出了貫通南北運河的決定，動機已超越了軍事目的，此時天下已統一。隋開運河有經濟方面的動機。中國古代很長時期內，經濟重心一直在黃河流域，北方的經濟比南方進步。

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四百多年的混亂使北方經濟受到嚴重的沖擊，與此相比，南方經濟獲得迅猛發展，成為全國經濟重心。隋統一全國后，格外重視這個地區，但隋定都長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隨經濟重心的發展變化南移。因此，國家需要加強對南方的管理，長安需要與富庶經濟區聯系，需要南方糧食物資供應北方，不論是中央朝廷還是官僚貴族或是北方邊境。同時，長時期的分裂阻斷社會南北經濟的交流，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經濟的發展到這一時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經濟加強聯系。

公元605年，隋煬帝征發百萬民工，修造通濟渠。同年又改造邗溝，稱山陽瀆。608年，又征發黃河以北民工百萬開鑿永濟渠。610年溝通長江河。至此，開鑿大運河的工程完成，隋唐大運河由此基本形成。唐朝時，對運河作過一些修整。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門峽以東，人們在巖石中曾開鑿一條渠道，為“天寶河”。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條件：

①南朝以來，江南經濟地位不斷提高，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因此，開通運河勢在必行;

②隋朝完成統一，社會秩序逐步穩定;

③社會經濟得到初步恢復和發展，為大運河開鑿創造了物質條件;

④中央集權加強，能夠組織大規模人力和物力進行開鑿。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主觀動機：

①加強南北交通，鞏固對全國的統治;

②加強對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

③對江南產生糧食的漕運;

由于在隋朝之前，江南經濟已趕上北方，那么，隋朝開鑿運河與江南經濟地位的提高是有關系的。

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客觀效果：

①運河的開通產生了久遠而積極的影響。它為以后的歷代所用，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澤被至今;對鞏固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②開鑿運河必然帶來沉重的徭役負擔，導致階級矛盾激化，這也是隋朝暴政的內容之一;同時，隋煬帝利用大運河，組織到江南巡游，也進一步加劇了當時的階級矛盾，成為隋亡的原因之一。

隋唐大運河造就了沿線城市的繁榮，揚州、蘇州、杭州、楚州(今淮安)、泗州(今江蘇盱眙境內)都是繁盛一時的商業城市。浙東運河在這一時期也有所發展，憑借經余姚、曹娥把寧波與杭州聯系起來的水路及浙東運河，寧波實際上成了大運河的南端終點。兩宋時期浙東運河為國家級主航道。

由于元朝以前，中國的行政中心長期位于洛陽、開封，因此江南漕運要運送到北方，需繞道河南。元朝至元18年(1218年)，忽必烈決定對運河裁彎取直，下令開鑿濟州河，后再開會通河與通惠河，運河從此由江蘇淮安經宿遷、徐州直上山東抵達北京。至此，誕生了現今意義上的京杭大運河。

明清兩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視運河漕運，設置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分別掌管運河漕運管理和運河水利管理。運河沿線的城市也因漕運而繁榮，北方的天津、德州、滄州、臨清等城市迅速發展起來，東南地區的淮安、揚州、蘇州、杭州也成為繁華的都市，并稱運河沿線“四大都市”、“東南四都”。 浙東運河在明清時也同期繁榮。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前后朝廷制作了大運河全圖，第二部分繪制的是從紹興府經杭州直至京城的大運河，詳細反映了運河沿途各府縣周邊水道、湖泊、山川、河流間溝通關聯濟運情形，足證浙東運河為中國大運河南起始端。

運河文明史是運河城市發展史

作為獨特的河流文明譜系，運河文明的精華集中于兩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區，又以城市為中心樞紐而延伸到古代中國文明肌體的末梢與細部。

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來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趨之者如歸。又漕運歲儲，多所交易，居民殷實。”

經濟的發展必然帶動以商業為主要標志之一的城市化進程，所以每年3月，東岳廟一帶才會出現“道涂買賣，諸般花果、餅食、酒飯、香紙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觀。

對于運河城市，它們或是由于運河開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進程”，從默默無聞的農村或普通市鎮發展為具有相當規?；蛑行囊饬x的大城市。如山東臨清，就是由于大運河的開通，把它一個叫“鰲頭磯”的水洲改變為一個重要的運輸與物流中心，同時也使臨清一躍發展為“紳士商民近百萬口”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賀王昌在詩中曾說它“舟車輻輳說新城，古首繁華壓兩京”(《題清源》其二)，這并不是詩人的想象，在明清時期，臨清是華北最大的棉布、綢緞和糧食等商品集散和貿易中心。在明代經臨清轉銷的布匹和紡織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萬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經由這里交易的糧食則達到500萬石至100萬石。以乾隆年間為例，臨清城內糧食市場有六七處，糧鋪多達百余家。又如唐宋時期的常州，當時江南運河西自朝京門外廣濟橋入城，經西水門出東水門后穿城而過，使常州獲得“三吳襟帶之幫，百越舟車之余”的聲譽。如著名古建專家羅哲文先生說：“如果沒有這條運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來了。”故宮太和殿的龍柱、鋪地的金磚等，也包括城市建設需要的大量木材與石料等，都是通過運河運來的。此外，100年來，北京人吃的大米都是由運河運來的。

許多城市的命運與大運河的興衰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以揚州為例，在京杭大運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揚州是一座舉世聞名的大都市，商賈云集，店鋪櫛比，各種貨物從高檔的珠寶綾羅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華麗，應有盡有。無論是白天還是夜晚，揚州的生活總是沉浸在一派熱鬧、繁華、喧騰的氣氛之中。真正使揚州命運發生逆轉的，是另一種現代交通系統取代了大運河。如現代作家郁達夫所說：“鐵路開后，揚州就一落千丈，蕭條到了極點。從前的運使、河督之類，現在也已經駐上了別處;殷實商戶、巨富鄉紳，自然也分遷到上?；蛱旖虻妊蟠笕说谋Ｗo之區，故而目下的揚州只剩下了一個歷史上的剝制的虛殼，內容便什么也沒有了。”

運河城市代表了經濟型城市的發展模式與經驗

西方城市社會學家認為城市起源于防衛的需要，在《墨子·七患》中也有“城者，所以自守也”的記載，人們普遍認為漢語中“城”的本義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衛，因而防衛功能也是中國古代城市發生的重要原因與基本內涵。在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萬里長城，它的功能即“自守”，是中國一個最大的城垣。與之相對大運河的主要功能則可以稱之為“市”，它的基本功能是“買賣所之也”(《說文解字》)，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易·系辭下》)。與“城”因防衛需要而傾向于封閉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動內部的循環與交流，這在客觀上有助于使中國社會因為更廣泛的交流而成為一個內在聯系更加密切的有機體。

強大的交流功能集中體現在運河城市身上，在表層是實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貿等，而在深層則直接建構了城市的存在方式與運行機制，形成了不同于“政治型”的“經濟型”城市模式。

這兩者的區別在于：政治型城市的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斂與控制社會生活資料與物質財富。為了更有效地強化統治的物質基礎與社會秩序，傳統政治中心一般會自覺不自覺地限制、壓迫其他城市的規模與實力，如朱元璋就用力壓制中古時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進的經濟文化中心蘇州。而經濟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擴大生產規模、貪婪地占有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以便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與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種“永無休止”的浮士德精神。

如果說政治型城市趨向封閉，對中國社會的穩定起到重要作用，那么經濟型城市則傾向交流，是一個社會具有活力與創造性的集中體現。在泛政治化的中國古代城市中，運河城市代表了經濟型城市的中國模式與經驗。如同有機體一樣，社會的發展也需要不斷地擴大交流，依賴河流文明而出現的運河城市，在這一點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擬的巨大區位優勢，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由于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總體上“喜靜不喜動”，容易走向自閉與僵化，因而在運河兩岸出現的這些活力充沛的城市，對中國古代社會的自我更新與可持續發展，其功勞怎樣評價都不為過。

獨具中國特色的“大運河文化帶”

中國大運河特指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和浙東運河，是三段運河的合稱。中國大運河與萬里長城一直被視為中華文明的偉大標志性工程。作為世界上開鑿最早、至今仍在延續使用的活態遺產，中國大運河曾被列入《國際運河古跡名錄》，被視為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里程碑。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大運河迎來了兩個重要節點，推動大運河遺產保護、傳承和利用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一是2014年6月22日，中國大運河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從此，中國大運河擁有世界文化遺產的身份，并豐富了世界文化遺產寶庫，成為中國遺產“走出去”的標志性品牌。

二是2017年6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就大運河文化帶做出了重要批示，標志著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拉開了序幕，大運河文化帶有望成為國家發展戰略，引起了政界、學界和民間的廣泛關注。

如果說中國大運河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世界級身份的最終確認，那么，大運河文化帶則是以中國方案饋贈給世界最好的禮物。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將是我國第一條以文化建設為主要指向的帶狀發展戰略，這一發展戰略實施的背景、性質、規模、路徑和影響等不同于傳統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帶發展戰略。

所謂大運河文化帶即以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為指導，以運河水工遺存、附屬設施和相關遺存為基礎，以運河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為主要對象，以運河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為主要載體的帶狀功能區域。

運河產業下城鎮體系建設的重要載體

因漕運而生的千年運河曾催生了一大批運河城鎮，運河和城鎮自古構成了“命運共同體”。而當今運河文化帶作為文化建設的重要載體，必將和運河古城鎮及其地域文化建設緊密結合，為運河城鎮建設帶來了一次歷史性的機遇，各具特色的城鎮體系將會得到進一步的優化。例如淮揚運河淮安段從春秋時期的邗溝，到1949年后所開的最后一條運河——里運河淮安繞城段，共14條人工運河見證了大運河各個歷史時期的變遷過程，山陽(淮安)、淮陰、清河、清江浦等城鎮因運河而興起，如交通要津清江浦南船北馬在此交換，先后繁榮600多年。

一是文化體制改革的制度創新將成為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依托和抓手;

二是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三大戰略”和區域發展新格局，將為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導航定向;

三是文化與科技、信息、旅游、體育、金融等產業的“1+5”融合，將全面變革大運河文化帶形態;

四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基因為根脈，將培育大運河文化精品創作生產體系;

五是健全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法律體系，將提高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立法層次;

六是全方位接軌世界運河文化規則，將是中國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必然選擇;

七是第三方評估和政府購買服務對接，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新型智庫作用將愈發凸顯;

八是以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為宗旨，將構建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長效機制。

搭建大運河文化國際化交流平臺

通過深入挖掘大運河歷史，系統構建大運河文化研究生態，全面整合大運河文化資源，逐步形成歷史文脈深厚、資源邊界清晰、思想理論成熟、研究成果豐碩、發展方向明確的大運河文化研究體系。

以“大運河文化研究會”為理論陣地，逐漸完善“大運河文化學”的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系列課題建設，實現大運河文化研究的新跨越。積極組織和聯絡全社會的大運河文化研究機構和知名專家，組織和培養一批學養深厚、年富力強的研究人員參與到大運河文化研究會中，通過深入調研、認真梳理、科學總結、系統歸納，形成對于大運河文化已知領域的新探索，未知領域的新開掘。全面厘清大運河的文化脈絡、文化精髓和基因譜系。